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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一线医护人员心理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时间:2021-01-04 08:32

来源:未知作者:admin点击:

摘    要:目的调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期间甘肃省援助武汉的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旨在为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干预救助提供依据。方法采用职业生活质量评定量表(ProQOL)、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9项患者健康问卷(PQH-9)对被试进行测评。结果年龄在枯竭和创伤/同情疲乏维度上有显著差异,年龄越高,得分越高(P<0.01)。PHQ-9与ProQOL的相关性分析发现,高风险组在PHQ-9的得分显著高于低风险组(P<0.01)。结论一线医护人员存在着明显的焦虑抑郁情绪,且存在同情心疲乏,也是造成其抑郁分值高的一个因素。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一线医护人员 心理状况

2020年新春交界之际,新型冠状病毒“袭击”了湖北地区,湖北武汉作为最重要的疫区,感染人数多,造成一线医护人员的严重缺乏,致使许多患者得不到及时的就诊。因此,国家从各省市抽调医护人员,奔赴武汉,全力帮助救治病患。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在心理学上被认为是创伤应激性事件[1]。作为一线工作者,外省市的医护人员不仅要面对地区差异造成的身体不适,还要面临着一个陌生的病毒,高风险的感染概率,易使其产生一定的心理应激反应。2020年1月28日与2020年2月5日,甘肃省分别派出两批医护人员前往湖北武汉,本研究于2020年2月6日~2020年2月20日分别对两批医护人员进行问卷调查与评估,以分析和研究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状况。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所有样本均来自2020年1月28日与2020年2月5日甘肃省支援湖北的两批医疗队医护人员,通过网络问卷发放的方式进行调查与评估,答卷实行实名制,收集问卷101份,剔除2份无效问卷,实际收回有效问卷99份,回收率为98%。其中男性21名,占总人数的21.2%,女性78名,占总人数的78.8%。
1.2 方法
1.2.1职业生活评定量表:
采用职业生活评定量表(Professional Quality of Life Scale,ProQOL)第4版[2]对被试进行评估,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心理危机干预培训工具包,采用此量表,作为灾后助人者心理干预评估量表。该量表包含3个维度:同情满意、枯竭、创伤/同情疲乏。3个维度独立计算,不能计算总分,有5个分值为反向计算。当同情满意维度总分≤32分,枯竭总分≥18分,且创伤/同情疲乏总分≥23即为越容易发生枯竭与创伤/同情疲乏,属于高风险(简称高危);反之,则为低风险(简称低危)。
1.2.2广泛性焦虑量表:
广泛性焦虑量表(7-tiem G eneralized A nxiety D isorder Scale,GAD)是一种简单且信效度高的焦虑自评量表[3]。GAD-7量表为4级评分的7个项目自评量表,总分为21分,<5分为不存在焦虑症状,≥5分为存在焦虑症状,其中5~9分为轻度焦虑倾向,10~13分为中度焦虑倾向,≥14分为重度焦虑倾向。
1.2.39项患者健康问卷:
采用9项患者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4]对被试进行评估,PHQ-9量表为4级评分的9个项目自评量表。PHQ-9得分越高表示被试抑郁症状越严重,总分<5分为不存在抑郁症状,≥5分为存在抑郁症状,其中5~9分为轻度抑郁倾向,10~14分为中度抑郁倾向,15~19分为中重度抑郁倾向,20~27分为重度抑郁倾向。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7.0统计软件处理数据,应用频率统计,皮尔逊相关分析,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2 结果

2.1 ProQOL、GAD-7、PHQ-9筛查情况
ProQOL:通过统计分析,把同情满意总分≤32分,创伤同情疲乏总分≥23分,且枯竭总分≥18被视为高危;反之,则为低危。总人数中,高危人群占总人数的17.2%。
通过对GAD-7的筛查发现,以总分≥5分为存在焦虑症状,焦虑检出率为47.5%。对PHQ-9问卷筛选发现,以总分≥5分为存在抑郁症状抑郁检出率为39.4%。见下页表1。

表1 99名医护人员的ProQOL、GAD-7、PHQ-9检出率
变量 严重程度分类 数量 百分比(%)
ProQOL 高危 17 17.2
低危 82 82.8
GAD-7 轻度(5~9分) 38 38.4
中度(10~13分) 7 7.1
重度(≥14分) 2 2.0
PHQ-9 轻度(5~9分) 27 27.3
中度(10~14分) 7 7.1
中重度(15~19分) 2 2.0
重度(20~27分) 3 3.0
2.2 ProQOL、GAD-7、PHQ-9与年龄的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
将3个量表与年龄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发现,年龄和GAD-7及PHQ-9得分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但在ProQOL评定量表中,枯竭得分和创伤/同情疲乏得分与个体年龄显著正相关,个体年龄越高,个体在枯竭得分和创伤/同情心疲乏问卷得分越高(P<0.01)。见下页表2。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年龄在枯竭得分和创伤/同情疲乏得分上有显著预测作用(P<0.01),水平分别为9.6%和8.2%。见表3。

表2 99名医护人员ProQOL和年龄的相关分析 
项目 同情满意 枯竭 创伤/同情心疲乏 GAD-7 PHQ-9
年龄 -0.120 0.325** 0.303** -0.008 0.049
表3 99名医护人员的年龄对枯竭和创伤/同情疲乏因子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R2 调整后的R2 Beta t
枯竭 0.11 0.096 0.41 3.38**
创伤/同情疲乏 0.09 0.082 0.30 3.13**
2.3 PrQOl、GAD-7、PHQ-9在性别上的差异
结果显示ProQOL筛检发现创伤/同情心疲乏因子得分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男性的得分显著高于女性(P<0.01)。而在同情满意、枯竭、GAD-7、PHQ-9得分上未见显著差异。见表4。
表4 99名医护人员ProQol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分,x¯±s) 
因子 男性(n=21) 女性(n=78) t
同情满意 29.95±9.08 30.77±7.55 -0.421
枯竭 29.19±7.68 25.65±9.48 1.777
创伤/同情疲乏 22.38±7.39 17.62±6.94 2.756**
GAD-7 4.95±5.12 4.40±3.35 0.470
PHQ-7 5.90±6.20 4.37±4.54 1.265
2.4 GAD-7和PHQ-9在ProQOL中不同风险度上的差异性分析
GAD-7与PHQ-9在ProQOL不同风险度上的差异检验发现,PHQ-9在不同风险度上存在显著差异(P<0.01),高风险组在PHQ-9的得分显著高于低风险组。GAD-7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见表5。
表5 GAD-7、PHQ-9在不同风险度上的差异检验(n,x¯±s) 
因子 低风险(n=82) 高风险(n=17) t
GAD-7 4.23±3.945 5.88±2.446 -1.656
PHQ-9 4.07±4.674 7.71±5.241 -2.856**

3 讨论

个体遭受到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等心理应激事件时,内部稳态就会受到威胁,产生一系列适应性补偿反应来维持个体内部稳态[5],从而产生心理应激反应,比如情绪、躯体、行为的反应。如果这些应激状况得不到有效的干预,可能会发生应激性相关的障碍。有学者在汶川地震的研究发现,早期救援医护人员的急性应激反应急性应激反应(Acute stress reaction,ASD)发生率占14.3%[6];另一项研究显示汶川地震一年半后,一线医务工作者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发生率是1.8%[7]。因此有必要及早提供心理救助,因为心理急救是引导帮助受灾人员克服灾难造成的直接后果的标准方法[8]。问卷收集后,本研究对所有问卷中21名中度以上焦虑抑郁的医护人员及50多名轻度焦虑抑郁的医护人员进行了回访。根据问卷调查及回访,分析如下。
本次调查发现有焦虑抑郁倾向的医护人员分别占47.5%与39.4%。在急性期应激反应的核心表现是焦虑与抑郁,该结论与周婷[9]研究发现担心被感染的焦虑与急性应激反应有显著正相关一致。对于甘肃医疗队员来说,这可能与环境的变化、南北差异、饮食环境不同造成生理性不适而产生的心理应激反应有关。其次,诊疗方案的不断修正、对病毒的掌握有限、在工作过程中问题不断暴露等不确定感是造成医护人员焦虑的原因。反复确定自己的操作是否正确、是否规范化,也会导致医护人员在上班前出现焦虑情绪,尤其是既往在工作中严格性非常强,并且工作规范化的护理人员更易因此出现焦虑情绪。有学者研究发现护理人员以完美主义较多,而完美主义往往自我要求较高[10],此次工作中,护理人员的原有程序被打破,需要重新建立流程,因此需要反复地进行摸索,多次的摸索与失败经历易造成其内心的恐慌状态,也易导致其产生焦虑抑郁情绪。
在此次研究中发现17.2%的医护人员枯竭与创伤/同情疲乏因子得分高。在万彬等[11]对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期一线医务工作的研究中发现医护人员存在同情心疲乏,但为中低等水平,这与本研究基本一致。枯竭是助人者在帮助他人时,过度的投入精力与感情,导致出现的身心耗竭状态,产生职业倦怠。同情心疲乏(compassion fatigue,CF),最初用来描述牧师、护士等一些助人的职业者,助人时出现情感麻木,共情疲劳的状态[12]。
本研究结果显示,年龄越大,枯竭及创伤/同情疲乏得分越高,越容易产生职业倦怠与同情心疲乏,这与陈炜[13]的研究结果一致。本次研究中,调查的医护人员基本都来自呼吸科、重症科室及传染病科,对于高年资的医护人员,长期暴露在急危重患者的救治甚至死亡经历中,加之此次疫情疾病的不可预测性,在助人时也易产生同情心疲乏。
本研究发现创伤/同情疲乏因子男性得分明显高于女性,助人者在救助他人时反复暴露在被救助者的创伤事件及经历中,在心理上会遭受到伤害,易产生类似于PTSD的抑郁、消极观念等。冯丽娟[14]在甘肃泥石流灾害一线医务工作者的调查发现,男性PTSD发生率明显高于女性。与在许多研究中,女性的创伤后反应明显高于男性的研究不同。陈贵梅等[15]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期研究发现安徽地区女性医务人员发生心理异常的危险因素较高。这可能与地区差异造成的性格有关;也与男女情感表达不同有关,男性不善于表达自己情绪。此次心理咨询中,女性主动咨询者多,量表调查时,填写问卷的女性占到78.8%。相比于女性,男性习惯于压抑情绪,也容易导致其情绪得不到释放。
研究还发现创伤/同情疲乏在PHQ-9的得分显著高于低风险组,也就是说创伤同情疲乏得分高的医务人员,有更高的抑郁倾向。较长时间的在一个职业中工作,会引起同情心疲乏,由此也会导致一定的情绪问题出现[16]。同情心疲乏可以通过评估进行筛查预计,因此是可预防、可治疗的。通过对同情心疲乏的筛查,可以及时进行干预,可以降低同情心疲乏[17],让医护人员以健康的心理状态服务于自己的工作。
综上所述,在危机事件发生时,医护人员作为救助者,易产生异常的心理状况,有必要及早对其进行心理干预,以缓解医务人员的情绪问题。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样本数女性居多,占比例78.8%,研究对象的代表性存在偏倚,研究对象均来自甘肃,不能全面反映武汉医护人员的心理状况。本研究中未涉及睡眠质量量表,未来研究可采用睡眠质量量表进行调查评估,以更好地全面了解医护人员的心理状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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